博鱼boyu隋代佛立像、唐代的释迦说法像、明代蜀王悼怀王的墓碑及墓道石刻构件……位于成都市郫都区新民场镇的四川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主体建筑面积990平米的川西林盘里，收藏了自汉代到明清的1000余件石刻造像。

　　9月中旬，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推出“你不知道的川渝秘境”系列报道，寻访四川、重庆两地的石窟时刻等古迹，挖掘这些名胜背后的“秘境”故事。10月初，记者驱车来到四川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带你了解从汉代到宋代的佛教造像风格演变。

　　走进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十方殿，这里主要以展示南丝绸之路范围内的佛教石刻造像艺术为主boyu博鱼。展出石刻艺术藏品两百件，时间自汉开始，贯穿两晋南北朝，隋唐以来到宋元明清各个时期，风格样式丰富而多样化，基本上展现出一条佛教造像风格演变清晰之路线。

　　“佛教传入中国，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在汉代，佛像艺术还处于极其原始的阶段，还比较稚嫩，大多数时候还只是作为一种符号。”讲解员指着一组《神树插座》向记者介绍，早期的石刻不仅小而且造型简易，功用主要是祈求冥福，但这样的石刻造像到了东汉晚期就有了很大的差别。

　　“这个《一佛二侍者立像》单体石刻，也是目前比较少见的汉代单体圆雕石刻佛像，造像几乎都头脑圆大身材矮小，刻工十分朴拙。”讲解员告诉记者，这件石刻造像可能出自汉墓之中，反映出东汉时期佛教与神仙方术相混同的情形。

　　继续往下走，北朝的菩萨立像令人印象深刻，“在佛像收藏中，大家更偏爱南北朝时代的藏品，因为这个时候的佛像制作大师辈出，佳作叠现且最具神韵和风骨，它在摆脱印度犍陀罗艺术影响中寻找到了一种中国化的艺术特质。”讲解员告诉记者，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正式展开，到魏晋南北朝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表现了外来佛教艺术与汉民族文化完美融合的风格。

　　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较为动荡，但是人们的思想却十分开放，学术活跃，士人寄情山水，谈玄说佛蔚成风气，在这个时期还涌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佛像创作大师，其中最有名的是东晋的佛像雕塑大师戴逵以及南朝苏州人陆探微和中亚人曹仲达。

　　“这个红砂石雕刻的唐代的释迦说法像排列布局精妙boyu博鱼，保存完整，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讲解员向记者介绍，虽然红砂岩很容易风化，但是这幅释迦说法像，菩萨的面相还是那么生动，几乎没有什么风化的痕迹，唐代距今有一千多年，能保存到今天实属不易。

　　仔细一看，整个画面描述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正在讲法，座下有三力士托座，中有博山炉，在力士左右侧则刻有双狮。左右是四大菩萨，后面的是六大弟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罗汉，在石刻像的上方左右刻有祥云，各有六飞天。在石刻的下方左右角各刻有一天王boyu博鱼，在右角天王旁边刻有菩提树和十弟子，左角天王旁边刻有礼佛者。数十人物花草树木生动有机地显现其间，丝毫不觉冗繁，显示了唐代极高的艺术造诣。

　　在十方殿的楼下，一组二十四尊菩萨头像吸引了游客的目光，头像高低错落，几乎占据了一整面墙。“这是典型的宋代石刻造像艺术，同大足石刻有异曲同工之妙。”讲解员告诉记者，这二十四尊菩萨造像雕刻手法收敛，走的是写实路线，也就是越来越平民化，女性特质浓郁，为宋代造像典型风格之作。

　　据介绍，这二十四尊菩萨头像是从不同地方收集回来的，弥足珍贵。菩萨造像发展至宋代，雕刻技法已能精确地掌握造像细致的肌肉变化及神韵表现。